▲ 图片拍摄于北京天坛，依次将成贞门、南砖门、祈年门、祈年殿集中在一个画面中。摄影 / 苏唐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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巍峨高耸的形态，是权力的物化，也阐释着文明的高度。种种机关与门道里，更可让人窥见中国政治的诸多秘密。最终，几个门与一道墙一起，帮中国城市围出了安全感，划分出理想的政治秩序，更上演着有关限制与开放的悲喜剧。
明末崇祯二年，皇太极率兵10万，绕过袁崇焕驻守的关锦防线，从遵化越过长城进攻北京，京师危如累卵。闻讯后，袁崇焕星夜率兵回防。冬月二十日，皇太极南北夹击，分别攻击内城的德胜门和外城的广渠门，一场激战从上午持续到夜晚，最终明军苦胜。二十七日，皇太极再次进攻，目标是左安门，5小时激战后，明军再次获胜。腊月十七日，皇太极又集中所有兵力转攻永定门，激战1日，明军付出惨重代价后，击退后金军队。这一战之后，皇太极不得不退兵。三次北京城门保卫战，虽不能挽救明朝命运，但却延缓了它的覆灭。
城门的得失，决定了城池的安全与归属。可事实上，城门并非中国人理想的安全利器。▲ 被故宫端门门洞圈出来的风景，是一份被凝固的威严与荣华。摄影／蒋晨明在《南史·齐高帝诸子传》中，萧道成第十子、始兴王萧鉴曾同长史虞悰谈到城门时说，州城北门为何常闭不开？虞悰答曰：“蜀中多夷暴，有时抄掠至城下，故相承闭之。”鉴曰：“古人云，‘善闭无关键’。且在德不在门。”随即下令打开城门，于是“戎夷慕义，自是清谧”。
在萧鉴看来，以德怀柔远人，才是至高境界。北宋中期，一位叫范祖禹的儒臣也对宋哲宗说：“新城（北宋东京外城）周世宗所筑，太祖因之，建都于此百三十年。无山川之险，所恃者在修德、在用人、在得民心，此三者，累圣所以遗后嗣子孙也。”百年之后，南宋词人陈亮评价道：“在德不在险，是真书生之谈耳！”范祖禹的话，确实书生气十足。整个北宋时期，来自边疆的威胁无时不在。尽管宋辽檀渊之盟后北方契丹的威胁暂时缓解，但西夏军队的铁骑声仍不时响起。宋神宗时，为了对付劲敌，京师兵马大量西调，这也让它的守备力量薄弱起来。
于是，从宋太祖时即开始的修城活动，到宋神宗时期达到鼎盛。其中，城门的修建至关重要。神宗末期，皇帝下令买大量木头去修置京城城门，并开始修建瓮城。到哲宗即位初，外城城门的修建才大功告成。因了这场轰轰烈烈的修城活动，范祖禹才有上述言论。此外，范祖禹还对在京城修建瓮城颇为不解。他认为外城城门配置瓮城且用铁皮裹门，实在不伦不类，宋朝历代先皇从来没有这样做过。▲ 1277年，蒙军占领湖南、两广诸城，唯有静江府（今桂林市）坚守三个月不降，其坚固的城防设施起到关键作用。图为傅熹年临摹的《静江府修筑城池图》局部，为西城丽泽门的城防示意图。绘图 / 杨东海
宋代著名军事著作《武经总要》中描述：“其城外瓮城，或圆或方，视地形为之。高厚与城等，唯偏开一门，左右各随其便。”“偏开一门”是瓮城的关键。因为瓮城门不与城门对开，敌军进攻瓮城时，就得绕过瓮城正面，来到“偏门”攻城。即使攻破瓮城门进入瓮城，由于城内道路曲折，还会影响进城速度。更为重要的是，攻入瓮城的敌军将要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，变成“瓮中之鳖”。
可是，瓮城至少在汉代至魏晋时期即已出现，为何范祖禹会对此大惊小怪？答案也在他的话里——“瓮城乃边城之制”。瓮城是边城才用的防御设施，不宜用于京师。但即便如此严实的城门，最终也没能抵挡大金的铁蹄。南宋孝宗淳熙四年二月，一位叫周辉的大臣出使金中都，途经曾经的帝都东京，当他跨马进入外城东墙的新宋门，只见京都的城门被修建得机关重重：“楼槽壕堑甚设，次入瓮城，次入大城”，整整经过三重门！▲ 这是明初所建的南京聚宝门，今称中华门。其中，三座瓮城四道门的形式，已是别具匠心。更有讽刺意味的是，东京的失守就始自城门。史书记载，金军两次攻打开封城，都是以外城门为突破口的。
只是帝王的用心，也并非全然白费。北宋末年，一位叫孟元老的少年随父来到东京，迎面而来的外城给他以强烈的冲击。他后来回忆道：“旦暮修整，望之耸然。城里牙道，各植榆柳成荫，毎二百步置一防城库，贮守御之器。……”这样的东京外城，俨然一座军事城堡。其震慑作用，不可小视。
它的作用正如美国学者凯文·林奇在《城市形态》中所说：“这些形态是表现权力的冷酷工具，用来使一部分人屈服于另外一部分人……这些形态的确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安全感、稳定感、永恒感，一种威严感和自豪感。”说的虽是城墙，但对墙上点睛之门也同样适用。
▲ 上下图分别为北宋皇城正门宣德门、明清宫城正门午门。绘图 / 杨东海所以历朝历代，京师的城门，无不重装。明万历年间，利玛窦在南京看到“十二座门，门包以铁皮，门内有大炮守卫”。而瓮城也遍设于这个朱元璋钦定的国都里。比如在通济门内，就有三重瓮城四个门。这些最先由北宋帝王从边城搬来的城门防御设施，终于在后世的都城里开花结果。看来，无论哪个帝王，都不具有以德怀人的自信。
城门之重：让人哭谢而退
城门确实事关权力的威严。公元4世纪，北魏定都平城（今大同），随后开始大修都城。南朝人却在背地里讥笑他们。南朝梁萧子显撰《南齐书》把北魏政权称为“魏虏”，并说这个蛮夷政权里，最初“妃妾皆住土屋”，连宫城的大门也“门不施屋”，后来，“宫门稍覆以屋，犹不知为重楼”。也就是说，没有高大的城门楼。
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，痛下决心，改易风俗。其中一个动作就是大建门楼。《洛阳伽蓝记》云：“高祖在城内作光极殿，因名金镛城门光极门，又作重楼飞阁，遍城上下，从地望之如云也。”这个一心慕华的鲜卑君主，似乎想用“望之如云”的城门楼，来证明北魏王朝的天授神权与文明的高度。清康熙七年，时任湖南祁阳知县的王颐说，城壁楼橹之立，可“振民之力而使兴也，动民之情而使和也，呼民之性而使觉也。仰之使知所载也，望之使知所归也”，“信有关于政治也”。
“望之如云”、“望之使知所归”的城门，构成中国古代城市的天际线。这些城市中最高的建筑，不是皇宫，不是王府，不是千年古刹，更不是富商豪宅，而是城门。它处在城池边界，作用是向过往之人宣示政权的威仪。除了高耸的城门楼外，汉长安城城门的考古发现，又提供了城门与权力关系的又一个线索。汉长安城有12座城门，东西南北各3，每门又有3个门道，与《周礼》所载的“王城”惊人吻合。
然而，其中的“门道”不仅限于此。以直城门与宣平门为代表，门道与门道间相隔4米；而西安门与霸城门，门道与门道之间相隔竟达14米，可想见当年城门的雄伟气势。而这两个门道间隔14米的城门，分别对着未央宫南门与长乐宫东门，在空间上与权力中心十分接近。
后来大唐长安南面的城门——明德门，更是突破三道之限，赫然出现五个门道。《易·说卦》说：“圣人南面而听天下，向明而治。”作为南面而治的象征，正南的城门比其他城门更肩负着彰显皇权的使命。可门的政治秘密，还藏在更里面。大唐贞观四年四月三日，唐太宗李世民端坐在宫城正门顺天门（后改为承天门）上，下令摆设各色珍宝，以显示大唐之盛世，然后引见东突厥首领颉利，历数其罪状。在如此声威之下，史籍载：不可一世的颉利可汗“哭谢而退”。
皇城或宫城的正门上，不处理琐碎的政务，却是最具仪式感的大典举行之所。在这里，皇帝接受俘虏、颁布大赦、接受四夷朝贡。
▲ 明清两朝，受俘礼在午门举行。王公百官要穿着朝服站在门前，俘虏则向皇帝行大礼。绘画／郎世宁 供图／故宫博物院
而这场声威浩大的仪式能在门前举行，与门前横街也有关。承天门前横街宽三百步，约合今天的411米，是长安城中最宽阔的街道。它就像一个大型广场，能够承载浩浩荡荡的人群。在这里，除了献俘等仪式，有时也举行观灯、赐酣之类的表示君民同乐的活动。总的来说，由承天门统帅着的大型广场，是展示皇家权力及尊严的场所，犹如天安门与天安门广场。这与西方城市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市政厅前广场，有着十分不同的文化内涵。这样的皇宫大门及门前广场，被后世的王朝继承下来。而作为广场之“冠”、也就是权力之“冠”的门，让统治者始终惦记心上。北宋政权一统天下后，赵匡胤下令大修北宋东京皇城门——宣德门：门洞由两个增为三个，并在门楼两侧建有左右两观。文人梁周翰作有《五凤楼赋》，盛赞改建后的门楼：“台卑者崇，屋卑者丰……去地百丈，在天半空”，而城门楼两侧“双阙偶立，突然如峰”！▲ 皇帝出门巡幸，后面总会跟着长长的仪仗队。图为宋人所绘《汴京宣德楼前演象图》。
“突然如峰”的双阙，其实在春秋时代就出现了。《尔雅·释宫》中说：“观谓之阙。”《古今注》则说：“古每门树两观于其门。”在门的两侧分别树立双阙，让门显得更加有气势。巍峨的阙，天生擅长于展现权力，于是被运用于重要的城门、皇宫门、寺庙门等处。
隋唐时期，门旁的双翼渐渐凸起，形成一个倒“凹”形平面，让门圈出的空间内有一种封闭之感。虽然宣德门已长埋地下，可我们却可从至今尚巍然耸立的故宫午门感受到门阙的威严。
北宋·赵佶《瑞鹤图》，画中的主体建筑宣德门是北宋东京皇城的正南门。午门是明清王朝的宫城正门，其两侧凸出的阙，与高大的城楼形成封闭的空间，既增加了整个建筑纵深感，又让人有森严和压抑之感。美国现代建筑师摩尔菲曾惊叹，午门体现了“一种压倒性的壮丽和令人呼吸为之屏息的美”。高耸、庞大而压抑。与这样的门相配的，是要彰显威严甚至肃杀之气的仪式。在修建这些门时，统治者就特别注意将“威仪”、“震慑”融到设计之中。不可一世的东突厥可汗颉利流下眼泪，或许与大唐天子背后之门直接相关。▲ 美国建筑师摩尔菲赞美午门，说它有“一种压倒性的壮丽和令人呼吸为之屏息的美。地方城市的城门上，没有如此威严的政治仪式，可作为出入城市的唯一通道，却是古时官府张贴公告、晓谕民众的场所。不过它的政治功能更多是无形的，也就是通过巍峨的建筑来作为城市和政权的象征。因此在中国古代绘制的政区图上，可以不绘制街道，不绘制寺院，甚至不绘制官署，但城墙和城门不可缺少。
不过也有例外。宋代有个仙游县，负山带溪，形势险固，长期没有修筑完整的城墙，但到了南宋乾道年间，却出现东西南北四座城门——没有城墙的城门。到了明清时期，这样的情况仍然存在。光绪《处州府志》上载，处州府（今浙江丽水）下辖的松阳县、遂昌县等县，均没有城墙，却赫然耸立着一座又一座城门。在西方古代的城市里，也不时闪现城门的身影，比如雅典在希波战争（前499年至前449年）后，就修筑了长长的城墙。有了城墙，墙上的城门也是理所当然地存在了。可西方的城门形象，比起神庙、广场和教堂等夺目的身影，却显得十分模糊和黯淡。也许正因为如此，当西方人走进中国城市时，总是第一眼就被巍峨的城墙和城门所吸引。
城门开闭：为了内外有别
上世纪20年代，瑞典学者喜仁龙迷恋上北京的城墙与城门后，注意到一个现象：
夜幕一降，城门就变得模糊不清、难以辨认起来。城门在居民沉睡的时候是关闭的。黎明，当第一个旅客赶着大车或小骡车踏上漫长的旅途时，厚重的木城门就被缓缓推开，犹如一位刚被唤醒的巨人呻吟着。渐渐地，进城的乡下人越来越多……日上三竿，城门处的交通活动也纷忙、杂乱起来。▲ 早期的右安门。位于外城南城墙的西侧，俗称“南西门”，又称“丰宜门”。
这是夜禁制度的末日余辉。成书于战国时期的《墨子·号令》中，就已记载了晚间关闭城门的制度。而《唐六典》的注文里，更是有着生动的记述：夜，第一咚咚声绝，宫殿门闭；第二咚咚声绝，宫城门闭，及左右延明门、皇城门闭。其京城门开闭，与皇城门同刻。
唐时，当各个城门关闭的同时，各坊的坊门也要关闭。在直通12座城门的大街上设有街鼓，日暮时，擂鼓800声，坊门即关闭，此时行人只能在坊内活动，不能在坊外的大街上随意穿行，否则会因为“犯夜”而受到惩罚。《太平广记》中记道，有一位叫张无是的小官员，居住在布政坊中。天宝十二年（753）冬的某天，他信步走在街上，却听到夜鼓响起，城门、坊门纷纷关闭。为了躲避巡夜检查的官兵，不得已只好蜷缩在桥下过夜。冬天的漫漫长夜呀！夜禁的严格和震慑力由此可见一般。
如此严格的夜禁，一方面是防御和治安的需要，另一方面，统治者也通过控制城门的开闭，划分出了城内与城外、日与夜、法与非法的界限。公元1170年，南宋政权定都临安已30多年。临安府一位叫姚宪的官员上奏称，临安旧城门的门锁因年久而“启闭不谨”，提议钥匙由大内钥匙库收掌，日落时分再“降付诸门”。这一建议得到南宋第二位皇帝宋孝宗的采纳。换锁可能仅是一种借口，其目的是在皇室劫后重生、政权稍稍稳定之际，恢复业已混乱的城门启闭制度。
可也正是宋孝宗本人，破坏了好不容易恢复起来的城门秩序。▲ *德寿重华掼蛋扑克：以宋孝宗一家人和宋画为主题开发的文创。
一日，宋孝宗和太上皇宋高宗出城西清波门，到聚景园游玩，夜深方才返回大内。由于身边有众多随从人员，体贴的皇帝担心如此大规模的出入，会给处于热闹中的夜市带来诸多不便，甚至发生踩踏伤人事件。于是他特地下诏，令诸城门至夜深方得关闭。圣旨一出，城门日落关闭的规定开始松弛了。另据民间话本《裴秀娘夜游西湖记》记载，因为宋高宗好夜游西湖，一时催生出夜游湖的时尚。于是那些临安府城内开店铺的人，每逢佳节就会跑到涌金门外，雇请画舫或小划船，兴致勃勃地夜游西湖。
南宋临安醉生梦死的门外夜间娱乐，终究只是昙花一现。到了元代，城门启闭制度又严格执行起来。然而，惊鸿一瞥的狂欢场景，并不全是南宋皇帝寻欢作乐的罪证体现，还有历史的深意在里面。▲ 2022年11月22日，坐落于杭州上城区望江路的“德寿宫遗址博物馆”正式面向公众开放。它展示了超过4000平方米的宋代宫殿遗址，属国内首例。除了美景，城门外还有什么可能吸引到里面的人？据史料记载，北宋东京、南宋临安城城门外有不少店肆、瓦子。瓦子是宋代兴起的一种极富特色的娱乐场所，不仅卖杂货及出售酒食，还有相扑、影戏、杂剧、傀儡等各种娱乐表演。而娱乐业发展的背后，是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。
作为城市防御上最为薄弱的一环，城门不可以随意开设，它往往设置在城市重要的对外交通线的方向。而当对外的商业交流频繁时，城门外便聚集了熙熙攘攘的逐利之人。宋廷规定，东京商人分为大、小贾两类，小贾就在城门处交税，为此，外城门设有监门官，专门负责收税工作。而在明清时期的北京城，顺着大运河滚滚而来的货物，要通过崇文门进城，于是在这里便设有全国最大的税关，这个税关于明弘治六年（1493）设立，民国十九年（1930）撤销，存在时间长达437年。繁重的税务，延长了商人们滞留门外的时间。
更让人郁闷的是，那些牛、马、猪、羊等大宗商品，经常被规定不能在城内交易，于是城门外就成为它们天然的集散地。而很多依傍河流修建的城市，城门外有时是重要的渡口、码头，货物也不得不在此装卸。▲ 1905年的崇文门城楼。瓮城里道路上很多行色匆匆地赶路人，两侧还有些做买卖的人。城门之处，关卡重重，限制重重。可也正是这诸多的麻烦，让外来的人、城里的人，不少都聚集到城门外做生意。不仅如此，这些外来的客商，还需要旅店、货栈，有时甚至需要一洗劳顿奔波的娱乐场所，于是又进一步吸引了相关的从业人员。
更有不少城里居民跑到门外后，竟从此不愿回去了。据史料记载，北宋东京外城的城门外，由于便利的交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，曾形成繁华的草市，史称“京城门外草市”。所谓“草市”，原是指乡村定期集市，大都位于水陆交通要道或津渡及驿站所在地。而当这个草市紧邻城门时，往往会发生有趣的变化。
▲ 汴京外城。
那时，草市的繁华让不少乡村居民、外来者选择到此定居。而这一份热闹，也渐渐地吸引了一些城里居民外迁。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上记载：所谓“京城门外草市百姓”，“多是城里居民逐利去来”。于是，随着城外商业区和居民区的出现，这门内门外的区别，也渐渐变得暧昧和模糊。
城门外的市场和居民区一直存在，比如北京。作为最后三个王朝的都城，它曾吸引着来自全国的客商和货物：江南的货物、客商顺大运河而来，积聚在崇文门外；来自河南、山陕等地区的客商、货物则跨过太行山西路，汇聚在宣武门外。于是，城外居民日益增多。到了嘉靖年间，由于蒙古族不断侵扰，为了保护南城居民，政府才开始修建外郭城，渐渐地又把城门外的居民用城墙圈了起来，城门也重新成为城内与城外的分界线。▲ 明代《陕西舆图》。图中的府州县城均以城门和城墙为标志。供图／成一农
20世纪20年代，瑞典学者喜仁龙站在正阳门前，心里五味杂陈。这座北京内城的正南门，瓮城已被拆除，箭楼就像孤岛一般耸立着。1900年八国联军在正阳楼上点燃的炮火，仿佛已嘲笑了瓮城等机关算尽的中古防御设施。而门楼东西两侧的城墙上，赫然出现两个新开的门洞。
据史料记载，进入民国后，因正阳门东侧有京奉铁路火车站，西侧有京汉铁路火车站，有轨电车也即将从正阳门通过，于是打通更多的门洞成为交通的需要。而在明代只开了4个城门的西安，此时也在开通越来越多的城门和门洞。▲ 正阳门城楼。图片来源：北京中轴线官网
多开城门和门洞只是暂时之举，拆墙和毁门才是一劳永逸。更何况，城门和城墙已成了封建社会的象征。于是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，北京的城门和城墙开始被大规模拆除。此风一起，则全国仿效，于是，曾经屹立了数千年的城门，几十年间便全然消失。不过一城之门消失了，并不意味着“城门”真的就不存在了，相反仍含有政治色彩的城门甚至更多了——城市内大大小小的政府机构、学校等通过围墙，构成了现代的城中之城。这些城中城，大都有着森严的门禁。比如拥有现代“太学”身份的北大，门禁就越来越森严。▲ 明朝士兵夜间巡逻时佩带的“工作证”。供图／中国国家博物馆
而自1800年起，美国白宫就允许公众参观。面对中国的种种门禁，不少人解释，这是为了门里人的安全。可门里的人，不一定不会制造危险；而门外的人，也并非总是形迹可疑。这门禁里保护的，除了安全，恐怕还有无形的权力和优越感吧。
而那条作为城郊分隔线的“城门”，也似乎比以前更厚了。曾经，有居住在城里的人跑到城门外，去追逐那熙熙攘攘的繁华，然后把郊区变成新的城。曾经，当一位官员任职期满或心生厌倦时，也会走出城门，回到乡村，在悠然见南山的日子里，成为受人尊敬的乡绅。
▲ 没有了城墙，城门孤零零地耸立着。它不再作为出入的通道，而它周围却是车水马龙。这样的城门，只是一种历史的见证，供人凭吊和研究。供图／全景
而如今的城市，尤其是大城市，不仅拥有政治权力，还拥有无可比拟的经济权力、社会权力与文化权力。城市与乡村、大城市与小城市、富人区与平民区，横亘在其中的，是种种无形的“城门”，它们都被变本加厉地膜拜起来。于是，“城门”外徘徊着的，是想要进门却望门兴叹的人；而“城门”里站着的，是永远不愿走出门的人。中国的城门，无论有形还是无形，都是政治的。